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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教育浪费了太多生命”

亚洲的教育制度是浪费时间,

年轻人应该学习不同的事情、


中村修二,201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因研发蓝光LED而获得201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中村修二,批评了日本的专利制度和整个东亚教育体系。他抨击了日本的教育制度,称大学入学考试制度非常糟糕,中国和韩国也都如此,所有高中生的教育目标都是考入著名大学。他认为亚洲的教育制度是浪费时间,年轻人应该学习不同的事情。

中村修二是个非典型的日本科学家:

  1. 出身普通渔民家庭,考试能力也平平,上了日本三流大学德岛大学;

  2. 他动手能力非常强:上午调仪器,下午做实验;

  3. 自学能力非常强:中村对物理学具有深刻的理解,但他完全是靠自学而来的。他读的德岛大学甚至没有物理系。


这样的人在日本饱受压制,他对于日本教育制度的批评,也是言出有因。


01

东亚教育:效率低下,所有人都深受其苦


东亚的教育体制是比较特异的,经常是得到局外人的赞赏和局内人的诟病。日本的教育体制已经相对算这三国里比较宽松的了,有些国家就别提了,老师、学生、家长所有人都深受其苦。


至于韩国也是以极端的应试主义和学历主义闻名的。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高丽大学(KoreaUniversity)和延世大学( Yonsei University)总称为”SKY”,韩国最大规模企业的总裁们,70%是这三所大学的毕业生,而80%的司法机构公务员来自这三所大学。

韩国孩子几乎都要上补习班,2009年韩国补习班获利总额约73亿美元,这比三星电子的盈利还多,教育支出庞大是韩国人不敢生育更多孩子的最大原因。2012年,经合组织进行了”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在数学和阅读项目上,韩国学生在所有成员国中排名第一。但是,这项成就是以相当低的效率取得的,有评价说: “这些孩子是靠双倍的努力加双倍的花费……才得到这样的成绩。”


为何东亚会有这样的教育体系呢?我觉得,是因为东亚国家在现代教育体系本来就有的普鲁士的基因,再加上了东亚儒家和科举传统。 而对于有的国家来说,可以说又加上了苏联式教育的实用速成导向和思想灌输功能。


02

东亚教育具有循规蹈矩的 “普鲁士基因”


在十九世纪之前,教育其实是个类似手工业的学徒制,不管是东方的私塾还是西方的家庭教师。但是随着科目的增加和对受基本教育的劳动人口的需求,出现了所谓的 K-12(也就是我们亚洲的普通中小学)教育制度。


现代各国的标准教育模式,是我们已经以为天经地义的几个基本要素:

  1. 早上七八点钟走进教学楼;

  2. 在长达40-60分钟的课程中全程坐着听课,在课堂上,教师负责讲,学生负责听;

  3. 穿插在课程之间的有午餐以及体育课的时间;

  4. 放学后,学生回家做作业。

在标准化课程表的禁锢下,原本浩瀚而美不胜收的人类思想领域被人为地切割成了一块块,一块块便于管理的部分,并被称为”学科”。同样,原本行云流水、融会、融会贯通的概念被分成了成了一个个单独的”课程单元”。


这个模式,是在18世纪是由普鲁士人最先实施的。是他们最先发明了我们如今的课堂教学模式。普鲁士人的初衷并不是教育出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而是大量炮制忠诚且易于管理的国民,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价值观让他们服从包括父母、老师和教堂在内的权威,当然,最终要服从国王。


当然,普鲁士教育体系在当时的很多方面都具有创新意义。这样的教育体系让上万人成了中产阶级,为德国成为工业强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原动力。基于当时的技术水平,要在普鲁士王国实现人人都接受教育的目标,最经济的方法或许就是采用普鲁士教育体制。


然而,该体制阻碍了学生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对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有害无益。不过,在19世纪,高水平的创造力逻辑思维能力也许不如思想上服从指挥、行动上掌握基本技能那么重要。

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基本照搬了普鲁士的教育体系,就像在普鲁士一样,这一举措能够大力推动中产阶级的构建,使他们有能力在蓬勃发展的工业领域谋得一份工作。除了美国,这个体系在十九世纪也被其他欧洲国家仿效,并推广到欧美以外其他国家。


但是,如今的经济现状已经不再需要顺从且遵守纪律的劳动阶层,相反,它对劳动者的阅读能力、数学素养和人文底蕴的要求越来越高。


当今社会需要的是具有创造力、充满好奇心并能自我引导的终身学习者,需他们有能力提出新颖的想法并付诸实施,不幸的是,普鲁士教育体的目标与这一社会需求恰恰相反。如今的教育完全忽视了人与人之间异常美妙的多样性与细微差别,而正是这些多样性性与细差别让人们在智力、想象力和天赋方面各不相同。


03

东亚教育急需改革,却越发走向僵硬


东亚教育体制长期以来是利多于弊的。在工业化时期,可以为新建立的工业短期造就大量可堪一用的工人和初级工程师。所以东亚各国在二十世纪的飞速发展,这种教育体制有很大贡献。但是随着技术和经济的演变,这种体制就变得越发不合时宜。


这一点可以模拟成苏联时期的重工业。在这种体制下,采煤业是为了冶钢,冶钢是为了机械业,而机械业又是致力于生产采掘和冶炼机器,这样形成了内部的自我循环,而无视市场和竞争的实际需要。这种重工业在苏联的工业化时期, 确实制造了大量本来缺少的工业制品,很有用处。但是到了某个发展阶段,其缺乏效率和国际竞争力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到如今,苏联这个曾经的第二工业强国,他的汽车工业、机械工业还有什么价值呢?同样,东亚教育体制曾经批量培养出的大量标准化人才,不是也将会在新时代里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么?

更有甚者,为了脱离这种体制,很多东亚家庭送了孩子去欧美留学,可是除非他们留在国外,如果回国就业,海归们还是要以他们毕业的各种学校为求职砝码,这就又陷入了比较学校名气的漩涡。就好像中世纪时印度很多低阶种姓为了摆脱种姓制度的压迫,皈依了外来的伊斯兰教,但是在无所不在的种姓思想下,穆斯林也被视为一种种姓,同样还是陷入这个等级体系之中。所以托福、SAT这些美国考试制度, 在东亚也无形中被融合到富有东方风情的应试主义和学历主义的体系里。

这种体制由于造就了多个既得利益阶层,所以很难撼动,甚至会像上面说的苏联重工业综合体或印度种姓制度一样,”病得至死方休”。苏联时期的重工业不停地制造对社会无益的武器,形成一个利益相关势力,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直到整个国家体制崩溃。而印度种姓制度,从佛陀时代就饱受批评,却一直祸害了印度几千年,直到今天还是印度前进道路上的巨大障碍,就是因为背后有大量的高种姓的既得利益者。


东亚的教育体制呢,一方面,养活了庞大的低效率又思想陈旧的各类公私教育机构(这一点类似苏联工业集团),另一方面,通过对学历的看重,占据社会中高阶层的,多半都是最适应这个体制者,而这个阶层又通过在应试教育上的更多支出,保证自己的下一代在这个考试体系中也能脱颖而出,从而把自己在社会地位上的优势又传给了下一代(这一点又有点像种姓制度)。

这个急需改革的体制,就这样在各个社会集团的共谋下愈发僵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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